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李子春偵辦「頭目津貼賄選案」，跳過檢察長傳喚陳水扁總統作證，並起訴民進黨候選人游盈隆，公懲會決定予以降級改敘的重罰。 李子春衝撞「檢察一體」的作為，事涉司法系統的合理運作規範，以及檢察官的定性和專業尊嚴，本報曾多次評論；然而，如今公懲會的決議似乎並未提出適當的答案，反而在懲處理由中增添了許多不應出現的政治語言，致使本案之是非更為模糊，實有釐清的必要。 公懲會說，總統為依法選舉產生之國家元首，於體制上應加尊重，倘法院輕率傳喚，難免有礙國政推展；且檢察官傳喚、偵辦亦應循檢察一體、報告上級，聽取指示，以昭慎重。而李子春檢察官獨斷獨行，破壞體制，恣意擅權，違法失職，故應懲處。 然而，花蓮地方法院法官在裁定李子春起訴合法時，即曾指出：「在檢察一體之下，檢察長的指揮監督權若漫無限制，檢察官之獨立性原則即形同具文」；公懲會的懲處理由對此卻未予回答，即逕予李子春重懲。倘若公懲會確因李子春違反檢察一體的行政程序傳喚、起訴而予懲處；則公懲會不就法院的問題提出有說服力的答案，即率爾作出檢察一體不容任何挑戰的結論，豈不是更為獨斷、恣意？又豈可不具理由而否定法院的判決？ 不僅如此，本案遭移送懲戒的是檢察官，公懲會竟將法院傳喚列入檢討，宣稱「倘法院輕率傳喚，難免有礙國政」；如今審判尚在進行之中，公懲會難道是要事先警告全體法官，不論就頭目津貼案還是其他案件，皆以勿傳喚總統為妙？更有甚者，法官獨立審判，並無所謂「審判一體」，就具體案件是否傳喚任何人，皆由法官獨立判斷；公懲會又憑什麼先發制人地宣稱「倘法院輕率傳喚」？ 再說，公懲會說輕率傳喚總統「難免有礙國政推展」，這分明是政治語言，根本不應出自司法機關的公懲會之口。總統收到任何傳喚通知，自可依其公務行程判斷是否造成「妨礙國政推展」；若有，按一般人的作法請假、由法院或檢察官改期再傳即可。如何能夠因為一紙傳喚，就扣上「有礙國政推展」的大帽子？何況，就頭目津貼案李子春檢察官傳喚陳水扁總統而言，陳總統當時親自表示尊重司法，準時出庭；則陳總統早已就該次傳喚是否「有礙國政推展」下過判斷，且必以無妨礙故決定應訊。以當局的作風，如果自認不應出庭，尚可乾脆行使「抵抗權」，拒絕了事。陳總統當時決定出庭，頗受尊重司法的好評，如今卻由公懲會以這種無根據的事由扣檢察官妨礙國政的帽子，無限上綱，給予嚴懲；這豈不易使國人認為是秋後算帳、借刀殺人的手段？ 其實，公懲會根本就不該談到傳喚「總統」的問題。公懲會應當做的，就是針對法院所提出的檢察一體的界限問題，判斷「檢察官是否違反檢察一體傳喚、起訴，又應負何種責任」？至於傳喚、起訴的是什麼人，則與本案爭點完全無關，這才是論法不論人的正確態度。如今，公懲會越俎代庖，說了許多不該說的政治語言，只不過讓公懲會丟臉，卻對本案重大爭議沒有絲毫貢獻，誠屬可悲。 本案當事人李子春檢察官獲悉遭降級改敘的懲處時說：「大家高興就好。」然而，公懲會的懲處理由乖謬，檢察一體的體制疑難未解，檢察官的專業尊嚴未能建立，連帶影響了司法公信力的重建，試問誰能高興得起來？ 【2005/08/23 聯合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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