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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副秘書長陳美伶調職事件，引發有關文官體系與政黨輪替如何調和的討論；對於一個新興民主體制而言，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與擘劃的制度問題。第一次輪替以後沒有做好，產生極大的流弊，可以當作是應繳的學費，第二次輪替照理就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。

後威權體制下的文官系統，因為長期浸潤在同一種意識形態下，至少有兩方面的問題，使得政黨輪替產生的新政府，在推行新政時往往受到掣肘，乃至舉步維艱。其 一是某些公務員對於新人新政的排斥感，其二則是因為陌生而在執行上的力有未逮。換言之，就是在忠誠和執行力上都有調適的問題。第二波民主國家，在經歷政黨 輪替時，幾乎都遭遇同樣的困難；比較起來，我國因為特有的考銓制度，以及大法官約莫從二十年前開始的服公職權系列解釋，使得這兩個問題在第一次政黨輪替 時，反而未見太嚴重的發酵。

但無可諱言的，八年前新政府和文官體系之間的磨合，仍然花了很長的時間，且在制度上沒有留下多少值得稱道的建樹。最大的敗筆，就在當時民進黨政府的心態， 幾乎在三個月蜜月期結束，施政弊端開始浮現之際，從總統以降的政治領袖，就把「舊官僚」掛在嘴上，讓數十萬公務員同感屈辱。民主化初期的新政府在享受勝利 果實時，本來就必須承受此一歷史遺產；只有愚蠢的執政者才會以羞辱「舊官僚」來自我合理化，因為即使確實有一定比例的公務員跟不上民主政治發展的腳步，新 政府的一切施政，從細節的規劃到資源的調動，仍然要靠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公務員齊心協力。如果從一開始就歧視前朝公務員，或為了給自己找下台階，不惜與自 己的文官體系為敵，如何期待新政得以妥善規劃、有效執行？

二戰後第二波民主國家成功克服此一障礙的方法，除了在部會決策最關鍵的位子，能善用政治任命之權，找到足夠適才適所，長於溝通的人才進駐外，對於文官體系 的主要領導幹部，加強新政理念的灌輸，使其充分認知施政目標，更是不可省略的步驟。這兩件事如果能在短期內做好，文官體系不但不是包袱，還可以轉變為新政 府最大的助力。

可惜民進黨政府在這兩方面都沒有做好，我們看到政治任命「要綠不要專」的哲學，選戰功臣都成了國營事業的CEO，到後來竟連一些獨立行政委員會也變成選後 安排出路的疏洪道；這些所謂的綠官沒有說服、領導部屬展布新猷的能力，徒貽投機逢迎者夤緣攀附之機，更進一步消蝕了許多公務部門的士氣和活力。在新施政理 念的培訓上，民進黨政府同樣不夠用心，綜合許多參與受訓者的說法是，講課的重點全在黨同伐異，把政治認同放在政策理念之前，政治表態更重於政策的理解，甚 至另設體制外的凱達格蘭學校，迫使處級幹部一一交心。其結果是，文官體系的施政能力未見增強，政治中立的原則卻已破壞殆盡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二次輪替後的國民黨政府，過去八年的民進黨真是一面現成的鏡子。媒體報導，馬政府的某些人事布局已經有重蹈民進黨覆轍之虞，基於對民主鞏固 的期待，朝野對此皆應有所警惕。我們一再強調，國民黨取民進黨而代之，必須在各方面力求有勝於民進黨之處，而不能以「最多和民進黨一樣」來自我合理化。從 這個角度觀之，陳美伶副秘書長引起的爭議，還是很值得注意的。

不過，就陳美伶職位調動的個案，卻看不出有所謂扭曲文官中立，或所謂打擊文官士氣的問題。陳美伶稱，新政府欠缺堅強的「法政幕僚」，但她在訪談中歷數前政 府種種法政作為的「亮麗」表現，包括指紋建檔、對真調會行使抵抗權，粗暴對待獨立機關NCC，乃至明火執仗的指揮訴願會對付公投會等等，竟然用以反證新政 府之「法政素質的低落」，卻不免讓我們驚駭不置。倘若這樣的「法政高見」來自這樣高階的「法政幕僚」，難道不令人瞠目結舌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