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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已有16年，是否賤賣國家資產、圖利財團，是否損及消費者、勞工及弱勢團體的權益，是否達到當初民營化所楬櫫的目的，進而增進全民的福祉，社會中質疑之聲始終不斷；近日來中華電信釋股、台灣企銀標售或換股，更是鬧得風風雨雨。



日前經建會主委胡勝正在「民營化公共論壇」中指出，政府自1989年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以來，累積釋股或出售資產總值達7,000億元，言下對挹注國庫的貢獻，頗有沾沾自喜的意味。然若籌措政府財源、扮演「提款機」角色，成為民營化的首要績效，不免使人懷疑民營化的正當目的何在？



巧合的是，1989年也正是政府財政開始惡化的一年，當年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只有1,900億元，占國內生產毛額的5.1%；往後由於政府不斷的減稅及擴大支出，2005年債務未償餘額已高達3.7兆元，占國內生產毛額的 34.9%。由於政府財政年年鉅額赤字，大力仰賴國營事業釋股及出售國有財產來彌補，卻因財源取得相對容易，反而成為助長支出浪費的工具，甚至成為政府不守財政紀律的幫兇。挹注國庫充其量只是民營化的附帶效益，若未善加運用，極易「豬羊變色」成為社會成本，卻被推崇為重要績效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。然若民營化收入果真能如專家學者的建議，有效率的專款專用於公共建設，行政部門又何須念念不忘5年5,000億的特別預算！



30年來蔚為全球主要潮流的公營事業民營化，其真正目的就是順應經濟自由化、國際化的趨勢，將事業所有權移轉給民間，改善產權結構與誘因機制，強化經營團隊與企業體質，解除企業在人事、預算、會計、審計、政府採購等法規上的各種束縛，引進民間具彈性的經營方式，提升經營管理績效，以肆應市場競爭壓力的挑戰。然而16年來，國內數十家已經民營化的事業，其經營績效是否較民營化前提升，政府卻始終未能理直氣壯的提出客觀、具說服力的評鑑報告，為民營化的績效背書。相反的，由於官股降至50%以下，已不受「國營事業管理法」等相關法規的約束，也不受民意機關的監督，卻因剩餘的官股比率仍高，掌握實質經營權，使得政府那隻隱然若現的黑手，仍然操控龐大的資源，甚至做為政治酬庸的籌碼，遠遠背離專業經營的層面；此種「假民營，真公營」的現象，當然使其經營績效預期將比公營更糟。因此，官股全面退出，斬斷那隻黑手，達成徹底的民營化，才是展現經營績效的最佳保證。



除了提升資源配置及經營管理效率外，增進人民福祉不可忽視的目標，就是追求公平正義。很不幸的，民營化所引起的財團化問題，使此一目標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，更使得民營化政策未蒙其利先受其害。目前所得分配惡化嚴重，許多財團及金控公司又面臨不用繳稅的質疑，稅制已失去其公平正義，公營事業民營化若再賤賣國家資產，民怨將更沸騰。且由於許多公營事業均屬公用事業，事關民生福祉至鉅，並且擔負社會責任；公營事業一旦移轉民營而財團化，財團為追求本身利潤的極大，採取壟斷性定價，將使得消費者福利受損。猶有甚者，過高的價格，使得弱勢團體無能力消費，更是有違公平正義。凡此種種，均形成民營化的潛在社會成本，政府若無適當的配套，將使已經不公不義的社會更是雪上加霜。



民營化原本並非萬靈丹，但也不應成為戕害全民福祉的毒藥，必須強化適當的配套；例如加強公平交易法的功能，對價格及品質有效規範，以避免財團濫用壟斷力；在不扭曲企業經營決策下，透過政府福利預算的編列，對弱勢消費者進行補助，使其享有同等消費的權利，生活必需得到應有的照顧；同時配合經濟自由化的政策，開放國內外業者參與競爭，讓市場機制發揮應有的功效，以降低民營化的負面影響。更重要的，民營化後的事業應合法納稅，以期「還富於民」。



公營事業民營化後，公司為提升競爭力，裁減員工往往為必要的手段，卻使得原已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攀升，也擴大貧富差距；而知識經濟的發展，首重人力資本的累積，這些學有專精的人力資源，若未能善加利用，絕對是社會的損失。為了增進民營化工程的淨效益，降低員工的恐慌與抗爭，除了應多加溝通，保障或補償員工合理、合法的權益外，更應加強安排轉業，對此政府亦屬責無旁貸；因此而化解勞工團體對民營化的阻力，乃其餘事耳。



【2005/08/19 經濟日報社論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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