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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升星／現職法官（台中市）



對於法界而言，又是難堪的一天！



教師曾思儒強盜殺人案，地院及高院六度判處被告死刑，但最高法院連續五次發回更審，司法程序的延宕，讓被害人家屬心力交瘁。同一時間，高院法官卻在民事判決中認定，熱心助人揹負玻璃娃娃的陳同學具有過失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前者是冷血的判決，讓惡行未獲應報；後者是冷漠的判決，讓善念無端受累。



在強盜殺人一案，被告侵入住宅行竊，因遭被害人何女發現，即以重達十五台斤之啞鈴重擊何女頭部，再以膠帶反綁雙手、雙腳及嘴部，搜刮財物。隨後擔心遺留活口恐遭指認，遂以水果刀猛刺何女，再以鐵鍋及電磁爐分別重擊何女頭部，並於其上踩踏而使何女死亡。



被告對犯行坦承不諱，並有贓證物扣案，DNA比對也相符，犯罪事實沒有爭議，問題是出在適用法律的司法實務。地院及高院均認定被告係犯強盜殺人的結合罪，最高法院則指責高院沒有查明被告是在強盜之初即有殺人犯意？還是綑綁何女，三十分鐘之後，才萌生殺人犯意？此後連續多次發回更審的理由都是圍繞在這個問題打轉。



最高法院屢次要求高院查明何女死亡的原因究竟是啞鈴重擊致死？或被電磁爐踩踏頭部致死？或吸入瓦斯致死？高院為了迎合最高法院，就認定是啞鈴重擊和電磁爐踩踏「合併」造成何女死亡。但最高法院又援引法醫報告認為「鈍器擊傷」，並不能證明死亡原因是遭啞鈴重擊，再度發回。這種判決理由，簡直讓人吐血！



此外，最高法院一如往例，挑剔一些雞毛蒜皮的無聊細節加以指摘。例如被告強盜的財物只有記載現金、手機和筆記電腦，但卻漏載「身分證和提款卡」等。



最高法院的指摘理由看似頗有實益，假如是強盜之初即有殺人犯意，則被告係犯強盜殺人的結合犯（一罪）；如果原本意在強盜，嗣後另起殺人犯意，則被告係犯強盜及殺人（二罪），法律評價並不相同。但是，審判畢竟不是法律邏輯的推理遊戲而已，上述的犯罪情節，依照現今的審判實務，不管是一罪還是二罪，最後的量刑結果恐怕並沒有什麼差別，地院和高院前後七次判處死刑就是最好的說明。



可是最高法院始終執著於被告的「主觀」犯意究竟何時發生而反覆發回，按照這種標準，除了殺人時請最高法院法官到場見證，否則如何確定被告的犯意何時產生？



另案玻璃娃娃的判決，同樣暴露出法官見樹不見林的缺憾。就委任關係而言，「有償」委任須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但「無償」委任僅須負與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義務即可。未受報酬的陳同學自己都不慎摔倒，法官無視其無償委任之契約關係，只是機械式的套用侵權行為的過失門檻，豈是事理之平？



貌似嚴謹的法律適用，其實正是最高法院未能堅守法律審的角色，偏好介入事實認定的結果。這種司法實務，數十年來毫無長進，一路走來，始終如一！雖然被害人家屬厲聲指責最高法院法官「你們晚上睡得著嗎？」其實，從鄭太吉一案迄今，他們從來就沒有醒過！而司法院倡議的司法改革，未思導正審判實務，反而增員最高法院，就是幫凶！



至於玻璃娃娃的判決，則是讓飽受挑撥分化，族群撕裂的台灣社會，連僅存的人性關懷都抹殺殆盡，這才是司法版的「一萬個失望」！



【2005/08/27 聯合報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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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及格小學生必須說︰我不能同意你再多！


對於高院發言人官官相護舉的爛例子，好心載友人回家出車禍，友人仍能控以侵權求償，我們只想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︰如果非酒駕、非違規行車，而純屬意外車禍﹙比如對方闖紅燈撞及﹚，何來侵權賠償之責任？如果這樣瞎掰也能成立，那麼善款被受贈者拿去買毒藥自殺，不也該賠償了？所有接受政府社會福利濟助者，都可以依據這個法理說法，死一人而救全家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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